2007年3月，宗庆后来到北京开“两会”，提出了包括宏观调控、股发展，利率个税，分配消费以及户籍制度等等的诸多提案，其中“提高个税起征点”、“提案反垄断”等，并公开发表言论提倡中国企业要敢于与国外大企业“竞争”。达能的“眼线”还显示，宗庆后在国家商标局积极奔走，写内参，寻求政府支持。

　　宗庆后发表言论说：“（改革开放初期），当时我们是以市场换技术、换资金策略。我们现在技术没有换来，资金是换来一部分。现在外资进入中国三十年以后，我认中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成长起来了，在国内市场上应该说我们中国的企业还是跟人家竞争，我们可能还占点优势，所以现在它外资的投资策略也改变，从原来自己合资也好，独立也好，现在变成收购各个行业的前三位的企业。

　　样把我们的经济立马控制住了，这是风险比较大的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比如说国有企业，政府说你卖什么价就是什么价，那么民营企业政府说你这个水卖什么价，那么民营企业也很听话；但是外资企业，人家说他要卖五块钱一吨，政府说卖三块钱一吨，这样就很难了，可能会跟政府打官司，所以这个不好控制的。

　　而且世界上任何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在保护自己的民族经济，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企业到外面收购人家的企业他们就很反对，我们要保护自己的民族经济，这个策略上要改变。 第二，从我们国家现在不缺钱，像外汇是一万五千多亿，现在银行贷款，想要钱不敢贷。像我没有银行贷款，何必为人家打工，能不能为自己老百姓打工，为自己的银行打工，为我们银行打工就是等于为我们老百姓打工，现在不缺钱，把中国的企业跟外资企业的待遇是一样的好，再解决一下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的贷款问题，我想我们中国的企业也不那么散，也不会吃亏的跟人家合作，会优势互补的跟人家合作。

　　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，像合资，以前合资引进设备有免税的，员工的工资不受限制，不要求调所得税，这么多的优惠政策，所以他才会找人家，你要把这些都一样的，那么中小企业贷款给他解决了，资金也解决了，他为什么要给人家去打工呢？给银行打工要比给老外打工好，给银行打工贷多少钱给他一点银行利息而已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认为需要把引进外资的政策调整一下，不要寄希望人家帮，去向人家拿一个什么技术，我想中国人很聪明，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赶上去，所以我认为引进外资的政策确实是需要调整的。”

　　“中国的企业跟国外的大企业要敢于竞争，所以这个在竞争当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。 我认为合作，要开放地跟国际上的合作。合作也要一个平等互利的合作，我们现在也不一定要求为人家合作，然后出卖自己的利益，这样也没有必要，要平等互利的合作。 实际上我们跟世界上很多的企业都合作的很好，像我们的一些设备厂家，包括一些原材料都合作的很好，当然这个主动权在我们这里，因为是我们花钱买他的东西。”达能坐不住了，要紧急召回宗庆后。

　　“2007年3月初，我（宗庆后）去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期间，他（范易谋）说要召开董事会，我说不可能。他发了一个传真，称48小时之内如我们不同意开董事会，就单方做出决定。因为我们国家有这方面的法规，如果双方董事连续三次不参会的话，单方面可以召开董事会，而且单方面决定可以视同双方决定。”

　　对谈判感到失望，感情被伤害，宗庆后怒了：“我也发了一个传真，我说我郑重宣布，中国人现在已经站起来了，已不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代了，中国人有自己的国格、人格，你老是用威胁、恫吓的口气跟我们说话，只能增加我们的愤慨。双方的合作必须是平等互利的合作，你再用这种态度跟我们说话，我就跟你终止合作。”

　　达能一方人士表态说：宗庆后确实发出过这样一份传真。在那之后，达能便无法与宗庆后进行正式谈判了。

　　达能敲诈不成，宗庆后“三宗罪”于是很快被揭露了。